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资本主义起源有着双重的动力与道德制约机制。世俗化的消费欲望与宗教的禁欲主义同时发挥作用，而市场的运作也使其能够向着合理化的道路前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需要一个合适的硬件与软件相互配合的环境。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始的，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和道德约束机制进行探索，当会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清教提供的精神动力
现代意义上的，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发展自英国开始，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这种发展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形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所以关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历来是学术界研讨的重点，它实际上也涉及到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这中间包括：近代初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为西欧的商业大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旧的商业活动也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进行了改造。而处于新的商业航道中心的英国，自然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急剧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并迅速积累起资金与财富，最终使得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民族。[1] 然而，这种通常被人所接受的观点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探索真理的欲望，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邻近英国的其余国家和民族不能也同时发展起来；显然，英国人一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使他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上领了先，于是，马克思·韦伯从文化角度提出的观点就难免使人耳目一新了。
马克思·韦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赋予了经济学和宗教学以社会学的内容。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共时性的学科，但它却总是试图揭开社会发展的秘密，想回答历史的问题，因此总是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反过来，历史在试图跳出单纯的叙述领域时，也不得不向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求救。为了回答社会发展的问题，韦伯实际上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由阶级概念发展出他的社会分层理论，由原始积累发展出他的市场理论，再加上他的一种独特的视角“新教伦理”的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成的三个支柱。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论证了人类的生活领域是如何逐渐地纳入了理性思想的控制之下。而这种理性化的发展过程，意味着权力逐渐由传统的政治领袖的手中转入形式组织──即官僚的手中，这种官僚组织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官僚组织的成员并不能为自己设置目标，他们只能服从命令，因此在官僚组织之上，必然有某种权威的来源。随着传统领袖权威的衰落，魅力领袖的地位开始上升，他的威望来源于群众，所以不受传统纽带和责任的束缚，也不受官僚惯例的节制，他们具有革命精神，为所欲为，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并给一个往往处于僵死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一旦他们的热情耗尽，传统的规范化力量又开始抬头；魅力领袖的继任者需由选举产生，他的追随者也会演变成一群新的官僚，结果是官僚的组织形式再度占了上风。于是传统社会就在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治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社会，有的只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
但人类的社会终究在缓慢地发展，所以理性化的趋势也在增强，但这种不断增强的理性化趋势，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传统领袖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力量所打败，并使其倒退。因此，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经济始终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而经济行为的彻底理性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种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却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2]结果，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中寻找到了缺口。
韦伯十分强调加尔文教和清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正是清教徒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而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这就是加尔文教的兴起。加尔文教反对只有教会才有权力解释圣经的传统的非理性的观点，而认为个人的良知有领悟圣经的优先权。同时，加尔文教认为人的命运已经由上帝注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进入天堂。但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真是上帝的选民，于是就在信徒中引起了一种焦虑；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他们就在行为上表现得好像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而最重要的，就是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作系统的安排并勤奋地工作。通过统计学的比较，他发现他所在时代的德国，新教徒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学技术、管理或商业，而天主教徒子女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这个数；熟练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天主教徒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作一个手工师傅，而新教徒则多半被吸引到各现代工厂去从事高级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把这一调查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在研究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兴起的动力机制时，他力图探索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精神动机。其结果便是产生了那本影响极大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对于已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来说，适当的经济环境（而且是必需的），自身并未为其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事先或同时发生的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所以问题最终转为了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英国人的发展，并由此而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
韦伯认为，这要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宗教渊源中去寻找，因为文化是人的独特的产物，只有文化的细微差别才有助于说明一些通常无法解释的问题。
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来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 ，意思是开荒进行耕作。在这种基本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以自然为对象，通过劳动和智慧而产生的一种创造物，动物是本能地适应环境，而人却通过文化去主动地改造环境。文化是人从后天习得的，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学习从社会继承而来的。正因如此，文化在人类的活动中具有某种主动的性质。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努力地工作，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天生是勤奋动物，人要努力奋斗，必须有某种精神的支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尔文教给人们提供了这种精神的动力。加尔文教的信徒认为，“尘世是为着荣耀上帝，而且仅仅是为这一个目的而存在的。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唯一使命就是尽其所能遵从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
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会方面有所成就，因为他希望社会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与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组织起来。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职业也就有具有了这种特征。“[3] 既然如此，人类的日常工作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非人格的特征，即为合理地组织我们社会环境的利益而服务的特征。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和天生的直觉，这个宇宙组织，安排的如此奇妙的目的性，显然是上帝专门为人类的利益而设计的。所以为社会服务动劳动就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从而也就符合了上帝的意愿。因而，新教伦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献身于日常工作的热情与动力。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这种热情虽然能够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却并不能阻止人们挥霍自己所创造的财富。韦伯由此又分析了宗教禁欲主义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几种形式的禁欲主义，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特质。在西方的修道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系统的合理的行为方法，旨在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摆脱他对尘世和自然的依赖。它试图使人某种有计划的意志的统治，使他的行动处于经常不断的自我控制之下并使他认真考虑这些行动的伦理后果。[4] 同时，加尔文教的教义认为，只有被上帝选中的基督徒（即上帝的选民〕才能够进入天堂，而谁是上帝的选民自己是不知道的。在不可揣测的天意下，所有的人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宠，就是受到他的遗弃，这就使信徒必须以某种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在这样的焦虑中，英国的清教徒把原有的教义转化为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即信徒可以把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宠和永恒幸福的标志，这就使虔信与富有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互相接近起来。清教的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它表现为一种以理智束缚欲望的特征。这种禁欲主义对清教徒的直接影响是不允许他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资本的积累可以表明他的成功，却不赋予他挥霍的权利，这也是黄金等贵金属流入英国和流入西班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宗教文化因素的推动之下，在近代初期的英国，终于形成了一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即尽量地赚钱，却又严格地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这就是理想的推动英国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信徒们既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个人，不再是满足他个人物质需要的手段，资产阶级大肆赚钱的活动就获得了一种超越的意义。
正因如此，只有在西欧才出现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工业资本主义。
韦伯据此得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正是这种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精神因素，最后使得在西欧的英国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余地区最先产生了现代工业文明。韦伯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正如一切试图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分析和归纳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会出现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其一是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加尔文教的策源地日内瓦未能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摇篮，同样他也无法解释同在不列颠群岛上的苏格兰地区，加尔文教的势力比英格兰地区大得多，在经济上却始终不如英格兰？其次，经济学的理论一再证明，消费是一切生产的起点和终点，无论哪个国家，其国内消费所占的比例都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换言之，扩大内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和必要的过程。假如英国社会确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人人勤奋工作，积累资本，清心寡欲，那么，谁来消费不断增长的产品？
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内消费市场，产品积压的后果是反过来抑制生产，并最终影响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近代初期英国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与韦伯的看法是相去甚远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自诺曼入侵以来的6 个多世纪，英国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饥饿和贫穷之中。[5] 而在近代的经济发展之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明显地提高了。据统计，从近代以来，英国民众的生活在不断提高，以前的奢侈品如茶叶，糖，香料等，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不仅在居住方面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在其他的生活消费方面，尽力追求奢华，经常举行大型的宴会，享受从法国等地进口的高级酒类和其他一些名贵的食品，过着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多样化和更为富裕的生活。[6] 事实上，随着人类在物质生产手段上的改进，人们依赖自然的程度有所降低，使得人们更乐意享受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现代人比他们的祖先在消费上更为现实，更为大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地创造更多的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所以，发展过程中的英国社会，显然并不处于一种韦伯所说的节欲状态。
二，世俗化的消费因素
如果考虑到韦伯理论的缺陷，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巴特的观点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他同样认为在英国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也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他得出的结论与韦伯恰好相反。因为他注重的是从世俗化的消费文化入手来分析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描述了从1200年间，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以铺张浪费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文化。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社会尊重而竭力追求和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暴发户们疯狂追求享受，大肆铺张浪费的风气象瘟疫一样传遍了欧洲。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欧洲不是处于一种节欲状态，相反，是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的一种追求现世享乐的极为自由的状态。
新富们在服饰、食品、住房上的炫耀性开支，对歌剧一类开销很大的艺术形式的赞助，连同性习俗方面的变化，很快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文化。事实上，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进化与男女双方的性选择竞争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放程度的增加，人的性竞争程度也会增加，男女双方的性本质特征也就越是得到社会的强调，所以学者们一般也认为，文明人在男女身体方面的差别比原始人要大。[7] 当然，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性意识已经从直接性的内容发展到范围及其广泛，形式及其多样的以性为基础的文化形式。可以说质朴无华的文化就是从这里首先迈出了第一步的，或者也可以说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音乐、舞蹈、美术、衣饰等都是以吸引异性为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性文化随着人们的观念的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这类性文化只要对人类有价值，在市场条件下它就是优质商品。如果想除去文化中的这种性特征，而保持社会一种纯洁的形象，那么也就使人类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为如果在人类的全部文化中除去性方面的内容，也许人类的文化就只剩下枯燥乏味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了。所以性内容和性动机在人类进化和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所占的比重，的确远远超出了人们愿意承认的范围之外。甚至人类的一些公认的进步的标志，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与这种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其过程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沿着如下道路进行的：即印刷术的革新使得各种学术性著作得以与公众见面，从而普及了欧洲的科技文化水平并为其迅速地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是，大部分的印刷成就被用来印刷各种色情刊物，只有极少部分被用于学术方面的刊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学术性的刊物也仅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里，95％以上的民众看的主要是世俗的刊物和报纸。
如果印刷术只是为学术界服务的话，那么它根本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欧洲的兴起在这种意义上看也是由于技术为大众服务而开始的，但这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与色情联系在一起，却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电影也是这样，当电影技术出现后，所谓的黄色电影也就几乎同步出现，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由于人类一般是以男性为期中心组成的社会，所以，其相应的结果是女性在性文化的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这样说，即性文化就是被异性欣赏的文化。而桑巴特也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十分强调妇女在社会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中世纪，由于两性关系和其他社会的行为一样，受到种种制约，所以，一切没有得到批准的、非制度化的情爱，都被作为罪恶来对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的黑暗时期最终开始逐渐地过去，而人们的情爱世俗化的过程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
首先是在意大利等地区歌唱爱情的恋诗歌手，这种大众化的恋诗歌手其纯艺术水准当然不会很高，给人的印象是十分生硬，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他们最早的起源时是不是与中世纪的骑士有关，尚无法肯定，但他们的活动毕竟成为了现代爱情的先声。
因为这些诗歌充满着性欲的骚动，大约在13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对本能性欲持十分肯定的立场。当然，据说在德国的疆界内产生了某种倒退，即妇女重新将自己用各种厚厚的面纱包裹起来，使男人们觉得和她们在一起根本得不到欢乐，所以他们一早就出发打猎，晚上又和好友喝酒，而不是和自己的女人呆在一起。结果是德意志相应地败落了。
然而，这种倒退的现象幸好只在德意志境内发生，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南欧地区的意大利等地，人们对性快乐的追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胆，也可以说，在妇女脱掉厚重的外套和面纱后，性快乐的魅力被人们重新发现了。在著名的薄伽丘的作品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个相关的主题，即“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快乐与妇女带给男人的快乐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以宗教内容为掩饰的绘画开始大胆地进行裸体的现实主义创作。这些绘画显示出，人类的眼睛重新注意到了自己的裸露的身体。在绘画中首次出现完全裸体的女人，人们终于发现了女性身体的完整的美，也充分体验到了女性身体的迷人之处所激发的性爱为何物，为情爱而战就是为女人而战。实际上，在玻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已经宣告了对女人以及她的美丽的爱已经战胜了一切。伦洛佐·瓦拉（lorenzo Valla ）曾因为女人们没有将她们最美的部位裸露给世人欣赏而感到十分愤怒，结果他只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女人的身体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不过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这种愿望终于被满足了。新时代的美的理想已经不同于旧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就应该和意味着去享受性的快乐。“爱情除了快乐什么也不是。我们不通过追求别有用心的目标而享受快乐，快乐本身就是它自身的目的”。[8] 由此，情爱成为了新生活的核心。而将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位女士则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种时髦。这些男人把女人们捧到了天上，把她们作为了神。然而，神却必须对这一切荒唐的行为负责，在这样的基础上，爱情的大厦逐渐地为痛苦的海洋所湮没了。因为女人们在成为神的同时，也就必须为男人们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而这些为情爱所俘虏的男人，就象着了迷一样地追求这些女神并拜倒在她们的足下，哪怕是死，他们也在所不惜。
于是，与所有的其他阶段的文化发展一样，肉体的解放开始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随后就是一个强烈的本能享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种自由、自然的情爱生活达到了它的高潮，紧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提炼，然后就是道德败坏，最后则是变态。几乎所有偏离和过分靠近女性文化的文明最终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爱情与责任，婚姻与情爱等，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持久的课题。然而，各个严肃的学者研究的结果却是出乎他们自己的预期之外的。爱情厌恶与其他任何盟约有关的事物，而婚姻却不是这样，因为在婚姻中，我们常常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权势，财富、父母的同意与美貌至少占有相同的重要性。于是，纯粹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现，在庄严和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却没有乱伦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爱放纵的自由和快感，于是，在婚姻之外去寻找这种快乐就开始成为另一种时尚。然而，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使情爱制度化都是必须的，所以，维护情爱制度化的努力与对这种努力的反抗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冲突的一部分。当自由情爱在情爱制度化的社会里确立了它的地位后，献身于这种新时尚的女人要么是受引诱的良家妇女和通奸者，要么是妓女。而纯粹性爱在欧洲上层社会自恋诗歌手时代所取得的重要性也许集中地体现在勾引、通奸和娼妓现象有了巨大的增长上。关于前两种自由情爱的情况无疑是不可能统计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各种见解以及一些其他的迹象分析出，几个世纪来，自由性爱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诗人彼特拉克认为在他的时代，通奸所引起的苦痛已经宣告结束。一个青年人勾引已婚妇女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礼仪，否则他就会遭到同伴们的嘲笑。同时，这种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出自生理方面的需要，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在性方面进行征服的野心。
同时，在这一时期，王公贵族不再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产生的后代而感到难堪，反而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在那个时期，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在所有追求时尚的社会圈子中都牢固地补充着婚姻关系，以致于通奸成为了一种社会认可的现象。
随之而来的是妓女数目的大量增加。18世纪末，伦敦的妓女有50000人，而巴黎有30000 人。[9] 而随着非法情爱的扩散，为了情爱自身目的而出现了一种新的妇女阶层。这类妇女由于社会的需要而迅速地受人尊敬的妇女阶层中占领了一席之地。
通过这些妇女，已经成为一种自由艺术的爱情得以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十分浅薄的形式中脱颖而出，而操纵对爱情的顶礼膜拜仪式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爱情女神”自己的手中。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妓女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妓女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性行为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快感与性爱的快感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只有在人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代理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性行为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 “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性行为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
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虽然几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总的来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将发展的动力及其道德约束机制放到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突破完全以价值和人的主观行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框架。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市场背景中进行考察，则会有新的发现。
市场的含义是指所有那些想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人其购买与销售的活动，一个市场包括想出售的供应者与想购买的消费者。[15]如果市场能够正常地运作，它就能使买卖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国家政府减少那些无谓的干预，即是说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按照乐观主义者的看法，“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16]这种自由主义式的看法尽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能否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的关键问题。
问题是，人类社会对这种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商业与竞争活动从来就有很多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故意设置的障碍以保证其统治的安全，因为这种市场的运作很容易使统治者失去其对民众的控制；其二则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根本无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三则是没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场无法按照某种规则运行。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清教徒的宗教冲动力或是经济冲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它们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要求利润的驱动与个人的进取精神相结合，但要它发挥作用，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疆界内才有可能。由传统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无形的条件制约着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当西欧萌动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时，只有英国具备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能够合理发展的条件。
首先，自诺曼入侵以后，英国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王权，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能够逐步形成。而历届英王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扩大了国王诉讼的范围，使得英国原有的各种司法体系能够相互融合，并产生了在原有的各种习惯法基础上的普通法。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国家的司法管理与各种习俗相互制约，寻求合理解决冲突的传统。而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英国较为合理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生产者的权利，刺激其产生积极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当时的其他大陆国家相比较，中世纪的英国由于这种独特的司法体系减少或避免了封建领主和封建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任意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的原始积累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其次，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保证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较快地发展。自大宪章开始，英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诸侯与国王的较量，在冲突中，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诸侯最终获胜，获胜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体系与相应的制度，专制王权受到了制约但同时又能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职能。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特点的著作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定，能够独立行使主权的民族国家内，经济与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英国随之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斗争。随着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英国确立了其海上殖民强国的地位并开始了殖民扩张。一些得到英国女王特许状的公司在殖民扩张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东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间其贸易站就发展到了20多个。这些公司在进行罪恶的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公司与企业制度的框架，为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城市作为商业放繁荣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处于航海与贸易交通要道的伦敦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一些现代雏形的金融体系开始在这个城市建立，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
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
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
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注释：
[1] 皮特·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伦敦1986年，第1 －8 页。
[2] 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伦敦1979年版，第2 －3 页。
[3]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90页。
[4]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 页。
[5] 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Harold 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伦敦1985年版，第3 －
4页。
[6] 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第142 页。
[7] 津留宏与泉宇佐《结婚心理学》上海1986年版，第57页。
[8]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 ， “Luxury and 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45－47页。
[9]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 ， “Luxury and
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50－51页。
[10]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71 页。
[1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61－90页。
[1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页。
[15] 塞缪尔·玻里斯与里查德·爱德华斯《理解资本主义》Samuel Bowles & Richard Edwards，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纽约1985年版，第42页。
[16] 夏尔·季德与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