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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和文化乃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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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见国学网叹息:“盖五四比年以来,文化为之断层,道统为之不传。且夫遗老几去,后继难期,纵人心向背,惜前路数奇。借武侯一语,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叹息是可以的。笔者也深有同感,并著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失落》、《当代武术之批判》等等,至今为中国失落了的传统武术文化呜不平,而抗争。

    但是,在如何继承国学上笔者倒有一言相进:问题是,回过头来看看,在文化还没有断层之前的一大段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难道说就没有了“危急存亡之秋”?如果没有,中国就不会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果没有,中国在五四时期就不会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因此,应该说,“遗老几去”尚不是大的问题,而导致危急存亡之秋的主要原因,乃是根深蒂固的在“抑老尊孔”、“唯孔独尊”基础上的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教正统文化的统治。

    笔者认为,以所谓孔子“半部论语治中国”的历史已成过去,它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落败,这是不争的事实。故今天倡导“国学”,重新审视和继承中国优秀的先秦文明成果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其中,复苏并发扬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无疑的成了重中之重。

    其根本原因何在?

    就在于老子的“道”、“德”思想充分体现出了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思想。

    概括的说,老子的创新精神表现何在?

    因为,老子的“道”,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与“刚强胜柔弱”相反相成、针锋相对的“柔弱胜刚强”之道,其应用于“武打”,即表现为“武术”、“武学”之道。老子这个思想,重在揭示出了“刚强”与“柔弱”相互转化的内在条件,而且彻底打破了武打中的“不可知论”、“不可变论”、“不可为论”,从而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精神[1],即创新精神。

    老子的民主思想表现何在?

    老子的“民主”思想集中表现为“德治”政治的思想。

    如果对此有人心存怀疑,那么不妨对老子的“德治”思想稍作如下分析,便可明白。

    老子认为“道、德一统”、“道中有德”,即,在“得道”之中要讲“德”,同时,在“治道”之中也要讲“德”,从而体现出了老子的 “以德治道”及其“德高道高”的思想。而正是在“治道”方面讲“以德治道”,则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即“民主”思想。

    具体说,老子的“治道”思想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忘我”观。在《道德经》中,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他认为,道{即“武术”、“武学”所蕴含的“武力”,这里抽象为“权力”、“统治”}生长养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这就表现出了老子的“忘我”思想。正是因为“忘我”,方能无私无畏、克已奉公,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身先”、“身存”,才能成就大事,也才能成为圣人。因此,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二是“民心”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他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故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老子看来,只有做到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这样才会得到民心,并治理好天下。

    三是“契约”观。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他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得到解决了。故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即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而“无德”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故“德”的根本,是在“契”和“法”之间做到“重契抑法”。只有这样,靠“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对等”和“公平”,做到“以德服人”,从而实现“以契彰德”,和“德善”、“德信”。

    四是“正义”观。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中的“道”,从老子“道、德一统”的思想去看,就是指的“德”。故这句话也可以视为:以“德”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而老子“忘我”、“民心”、“契约”观正是“德”的本质内容和基础。由此,划分“正义”与否的标准,就是以“忘我”、“民心”、“契约”观来界定的。以此,并表现在对战争的态度上。故老子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同时,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即使发生了战争,出现了战祸,也要做到“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表现出了老子坚持正义战争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义”观。

    五是“无畏”观。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老子看来,只要有了“不怕死”的这种胆量和气魄,必然会无私无畏,“置于死地而后生”而表现出“道高”来,这就可以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

    其中,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思想,即“爱民”和“民心”、“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无疑的,是老子“治道”思想的根本。

    “治道”思想出发,可以勾画出来一幅“民主”政治兰图。

    从“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而必须要不唯名利,克已奉公,勤于职守,身先士卒;从“民心”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一心一意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同时,各级官员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原则去办事,以此来体现出社会的平等和公平;从“正义” 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和百姓要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这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争取到胜利。

    千年前就会出现首开人类先河的老子民主思想?

    究其原因,正是老子批判“霸道”所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使然。由此,也正是老子揭示的“霸道”与“民主”这一相反相成、针锋相对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辨证法使然。故老子的民主思想是无可辨驳的强大的逻辑力量之题中应有之义[2]。

    老子的民主思想绝非空想。它以“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曾出现于中国历史。汉初的“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政治,就是老子“德治”政治的表现,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可见,老子的道、德观,其所蕴含的“民主”思想,是与今天中国社会的“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政治是完全相统一的。故将老子的道、德思想做到古为今用,正逢其时。

    但是,历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已经被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故今天继承老子思想必须要划清三个界线。

    第一、划清老子道、德观与孔子道德观的界线。

    老子的道、德观,以其“柔弱胜刚强”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阶级社会的“武”、“戈”问题,而且,理性的、逻辑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问题,故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本质,在于揭示了社会“以武制武”的真缔,并缔造了中国“武学文化”。

然而,孔子的道德观是怎样的呢?

    孔子篡改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这具有单个意义的概念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故表现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无类”、“ 爱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爱民”、“民心”思想,以“礼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约”、“平等”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3]。

    从中,孔子便彻底抹杀了老子“道”、“德”观的“武术”思想、“武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提出了“仁政”政治思想来与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相对,主张“教化”,由此,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之先河。

    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道德观成了“正统”思想后,便将老子思想湮灭了。

    第二、要划清老子道学与庄子道学的界线。

    老子系中国“修行道学”的开山鼻祖。其《道德经》本质上就是一部“兵书”[4]。故老子道学注重“主观能动性”及其“条件”,揭示出了“可知”、“可变”、“可为”的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即,诸如“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正奇”、“攻守”、“进退”等等,及其“变化”法则,缔造出了“武术”、“武学”,以之充分表现出了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入世”思想。

    然而,庄子的道学是怎样的呢?

    庄子将老子道学曲解了、玄化了。庄子也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观,并无视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及其“条件”,而片面的对“道”作出了“任自然”、“ 任逍遥”的解释。即,庄子的“道”,是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基础上,揭示出了人要“顺其自然”,即“任自然” 、“任逍遥”之道。这个“道”,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认为做事顺应自然,对一切生死、荣辱、寿夭等等都会看成是无所谓的事了,表现出了对现实及在人生处世上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出了庄子的“出世”思想[5]。

  庄子的道学,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而使人们看不见老子这座“高山”,而看见的是老子这座“丘陵”。

  第三、要划清老子思想与现代“法家”思想的界线。

  所谓“现代法家思想”,就是指的“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之下的打着“法家”旗号的文化思想。

  现代“法家”强加给老子种种不实之辞,并在老子头上扣上了几顶吓人的政治帽子:一是从老子说的“小国寡民”,就说老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 ”;二是从老子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就说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三是从老子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就说老子希望的是“ 无政府主义”;四是从老子说的“绝圣弃智”,就说老子宣扬的是“愚民政策”等等。

  这些政治帽子必须摘去。

    关于老子“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问题。

    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乃是一个比喻。老子是在把它与“柔弱胜刚强”思想相类比,是说明“柔弱胜刚强”规律的一个例证。老子不是在于说“小国寡民”这种生活状况有多么的好,或者不好,而是在于说它只要安于“柔弱”而“不争”,就将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从而体现出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关于老子“唯心主义先验论”问题。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又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故在老子看来,对“道”的认识,一方面要历史的去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则要从现实中,即从身边的事中去了解和把握。这样,就会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而能很好的了解、把握“道”。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今天我们的学生、学者仍然在做,这哪有一丝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影子?

    关于老子“无政府主义”问题。

    有人认为,老子反对“法令滋张”,这不就是在主张“无政府主义”吗?此说差矣。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在“契”和“法”的权衡上,老子更重于“契 ”,这充分表现出了老子“重契抑法”的思想。而社会以“契约”为基础来进行管理,这哪里又有半点无政府主义的影子?

    在老子看来,“法”,毕竟是统治者,或者极少数人通过自上而下制定出来的,法的解释权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带来的利益只有解释者自己才知道。而它远远没有“契约”,即与老百姓直接见面的“约定”来得清楚和明白。而且,“契约”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更易于老百姓监督。同时,从实际情况看,“法令滋张”的结果,必然“言出法随”,必然“政出多门”,必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必然就会造成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之可乘之机,而增加百姓的负担和压力,这时就会出现官逼民反、“盗贼多有”的状况。这正是老子反对“法令滋张”的深刻原因。

    关于老子“愚民政策”问题。

    老子基于“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逻辑的得出了“绝圣弃智”这一结论。这是老子“德治”政治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认为,“圣 ”和“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百姓认同的“圣”和“智”,方才是“圣”和“智”,这才是老子思想的真缔。因此,“绝圣弃智”这不是表现为老子的“愚民政策 ”问题,而是深刻的反映为“民主”思想和“民主”潮流的问题。

    现代“法家”思想,其流弊所及,至今束缚了人们的手足,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在老学研究上尚无建树。

    通过比较,显而易见,老子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武术家、伟大武术理论家,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家、伟大政治理论家。老子的道、德思想无疑的是中华先秦文明的瑰宝,是中华“国学”的源泉。因此,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国“国学”的根基和脊梁。

    所以,今天倡导的国学,不应该如某些人说的“是要使人‘内函’一些”,而应该是在古为今用基础上的一种“治世”之学。即今天的国学,应该是在摒弃“抑老尊孔”及儒教正统文化和“老庄之说”的前提下,而在“尊老抑孔”的基础上倡导的“国学”,无疑的,它应继承老子光辉的哲学、思想,及其“武学文化”,包括“ 国术”,即老子缔造的“武术”、“武学”;也应继承有益的,比如孔子的“文化”和“教育” 思想、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等等。同时,也要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世界先进思想和文化,以之形成荟集了各种有益文化精华的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以之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民主精神的,和具有蓬勃朝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学。唯此,方可避免中华“危急存亡之秋”也。

 


    注 释:
[1]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2]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3]姚文俊,《中国压根就没有过真正的国学大师》,载于2006年“学术交流网”、“天益社区”、“中国报道周刊”等等
[4]姚文俊,《“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载于2006年人民网理论“网络论文” 等等
[5]姚文俊著《“老庄之说”失之偏颇》,发表于2005年“中评网”、“先秦史研究室”、“中国学术认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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