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使之能够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相似性．使之获得了在世界传播的特性。中国现代性的传媒复兴之路，应当借助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等力量。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现代性；媒介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和数字传播技术的语境下，中国现代性应当寻求复兴和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政府、传媒资本和知识分子均应承担起责任。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精髓
从中国现代性对人类的意义来看，非但不落后，而且更具“现代性”，至少，应该成为人类现代价值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文化。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在儒家独尊以前，各种文化就以外表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型态共同存在。
儒家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异质文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挑战并吸收其精华的过程中，丰富、完善自身体系的。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强大包容力．才使儒家文化显示出绵延韧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力涉及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论者认为，就人类发展的整体而言，“中国文明的连续模式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西方文明的断裂型发展才是人类历史的特殊现象。”亦即，以儒家文化为基本肌理的中国文化，因其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模式之一。而恢复该模式的活力，保持其延续性理应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一个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互以对方为重”。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做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梁漱溟认为，“儒家说的话，说来说去，不离开人，它从来不离开人，连鬼神他都不大谈。”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在哈佛学者艾恺看来，西方“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道德上的损失”。
正如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延续一样．中国现代性应当包括中国的现代经验。它是总体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复合体。埃斯勒认为，“20世纪的中国所用的管理方式同两三千年前就出现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体制的本土化改造上：“中共领导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下发展一种本土的意识形态，以对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决定却为儒家价值和乡土观念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开放了文化的空间。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的种种动荡不安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反而从权力的陷阱、帝国政治体系以及压制性的权威主义这些冒犯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东西中解放了出来。”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重新释放了儒学的活力，使中国现代性获得了生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试图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
媒介日益加重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地缘和血缘文化的新型文化类别。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这是一种置于启蒙主义理智与非理性对立之外的新文化。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游离于现代／后现代范畴之外，却同样能够塑造人类生活的型态，制造某种新的认同。
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三、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在摆脱危机的历史使命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复杂的媒介文化下，仅仅看到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性复兴，还需要具备亨廷顿和伯杰所谓的“放射物”特性，需要政府与资本的干预，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需要中国大众的参与。
“放射物”是亨廷顿和伯杰分析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概念，指那些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者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
按照该逻辑，中国现代性如果要成为一种文化放射物，首先应当有充分文化自觉性。它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然后，才是政治、经济、美学、资源等条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的变化方向的函数。”
中国现代性能否在未来文化格局中成为放射物，关键在于我们将其引向哪个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围绕大众传媒的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第一。由知识分子重新整理、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形式，使之形成符合媒介文化传播特性的文化形态。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其中的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第二，保持中国强政府强社会的传统。一方面，组织建设政治、经济，使之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护传媒产业的健康成长，并推动向国外输出产品。第三，传媒产业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将其美学理念融入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第四，由知识分子、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共同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感。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而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借助一些特殊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全方位展现是整个方略的突破口。
四、文化复兴须文化以外之力
东亚国家政府和资本的独特形式及其巨大能量，使世界看到了儒家文化圈层的潜力。实际上。文化建设必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介入。才能真正达到其现实目标。“文化未必非是许多社会里的核心整合机制，‘肩负着将大众整合纳入现代国家重任的’恰恰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而不是文化势力’，‘文化即便其自身是紧密统一的，也不足以完成社会层次行为的一体化’。”
民族认同不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欢迎，而且受到国家和资本的青睐。“因为它们在那些传统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而且还有一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得成功的混乱的影响之手段，而后一种方式根本不去怀疑资本主义本身。它们的取向与大部分人(例如在中国就是如此)所感受到的面临文化全球化时对某种民族认同意识的紧迫需要相吻合，这种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技术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后者反过来更加强调作为全球市场策略之组成部分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从而甚至在把所有社会都引入看上去不可抵挡且无穷无尽的市场文化的漩涡时产生出一些种族的和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媒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不仅需要干预媒介。而且与资本携手。推动媒介的非领土化扩张。
首先。在数字化媒介时代，影视产品的国际贸易和传播为政府干预带来合法性。影视能够产生外部利益，即收看某种类型的国产影视片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缺乏补贴的生产单位可能忽视对社会有益的制作。因此，政府对影视进行干预就取得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可能由于政府行为的成本超过所获得的利益，导致政府干预的“失败”。使多数干预失去合理化。
在政府干预合法性理论支持下，国家对影视进行干预，促进影视外部利益(externalbenefits)的提升，同时影响利润最大化追求，削减了产业经济效益；当干预达到一定程度，外部利益也因整体产业效益减少；政府不得不减轻干预，重新平衡外部利益和经济效益。当政府对影视的干预行为进一步减轻，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时，经济效益将快速攀升，同时带动外部利益回升。然而，如果政府干预减轻过快。可能造成外部利益的大量损失，进而破坏整体效益。政府这种干预合法化同样适应于其它大众媒介。
互联网络对理性自律个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颠覆性，同样赋予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互联网络从传播特质上，跨越了国家所设置的自然障碍，为不同国家的民众自由交流创造了可能性。然而。由于数字化媒介自身带有的颠覆质素，质疑一切既有的秩序。使整个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汪洋之中。这样后果有两种：一是媒介帝国主义趁机确立其统治地位，二是本国的民族一国家认同遭受侵蚀。因此。国家必须在媒介的场力中占有一定地位，通过制度化。引导媒介向聚拢认同感发展。
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法律来约束媒介。另一方面依靠媒介产业来实现干预。媒介资本渗透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动力。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为传媒产业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空间，大众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传媒产业提供了消费和人才市场空间。媒介资本的对外扩张是这种强势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然携带着文化的扩张。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向世界施加影响的时候了。”他所提倡的传播主体正是企业。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资本准入越来越高。面对国际传媒产业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多的媒介组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跨国传媒企业的资本渗透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威胁到产业，而且将携带着强势文化。侵蚀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对此，人类学家Marsha11Sahlins的话。颇具意味：“晚期资本主义的2O世纪末有一个最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柔弱的被改造对象。这表明，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传统生活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问题。”
传媒生产者应该在传统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并反过来保护传统。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民族精神，更是经营理念和民族才智的问题。能否认识到民族一国家统一体，以及如何维护和加强这个统一体的凝聚力，依靠这个统一体去实现经济目标?将是横亘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关隘。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符合媒介资本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人认同的源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中国人走向民族现代性的复兴之路，而且带来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张。
中国现代性的复兴还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回归与张扬。伯杰认为，“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最重要使然因素则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是“士志于道”的精神。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Onwardtranscendence)，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两种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人世精神，永远不超脱于世俗事务。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单一化精神，而是与中国文化一样，能够包容多种看似不容的思想。艾恺认为其精神源头在先秦：“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观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方向，是在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但是，一般大众却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引导。
在经过政治上的压抑、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定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理想在于改变世界。德里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这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媒介文化日渐彰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向超越”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力，必将使他们在价值场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像布尔迪厄那样，主动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导向一个有意义的轨道。在中国现代性复兴中，知识分子必须以其知识的“权力”，为政府的复兴政策提供指向。为产业的复兴发展提供谋略，为大众的复兴共感提供批判资源。
数字化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
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等等都为中国现代性走向全世界，铺垫了一条光明之路11920年代中期，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